湖北日報訊 本報評論員 李瓊
  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1月1日啟動。在新的增選規則中,處級以上幹部不得成為候選、取消歸口部門推薦、年齡上限下調等規定受到媒體和社會高度關註。“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,優化學科佈局,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,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”,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改革要求,其目的就是“突出院士增選的學術導向,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擾”。
  無論是改革的目標,還是改革的措施,都直指院士制度當前存在的顯著問題。科學本是寂寞的事業,兩院院士怎麼選,有怎樣的成就才可以當選,嚴格來說都應是學術共同體內的專業化評價。但“煙草院士”、“張曙光參選”等事件成為輿論焦點則說明,越是純粹的東西被不潔沾染,社會就越是有強烈的反感,它不僅成為個人的學術醜聞,也讓整個院士遴選標準、遴選方式面臨廣泛質疑。
  兩院是國家最高級別的科研機構,兩院院士是最被社會公認和推崇的科學家榮譽。這樣的科學家群體,如何遴選、如何退出,能不能保持清潔、純粹、公正和公開,對整個科學界、學術界都是一個示範。這種示範,首先就是風氣示範。直接一點講,就是院士遴選除了專業評價,不能有行政意志,不能有“人情世故”,不能有利益公關,更不能你好我好、相互結盟、“劣幣驅逐良幣”。連兩院院士遴選都不是一塊凈土,在更寬廣的學術界,評價標準異化、科研成果註水、學術道德不端的問題如何能有徹底的扭轉?
  放置到國家層面來看,院士制度本身的目標,不是授予個稱號,頒發個榮譽,而是從基礎上去引領和推動國家科技創新。去年6月,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明確強調,我國科技發展的方向就是創新、創新、再創新,改革院士制度,就是為了更好發現和培養拔尖人才,更好維護院士群體的榮譽和尊嚴,更好激勵科技工作者特別是青年才俊的積極性和創造性。這直接指出了院士制度乃至整個科學界、學術界面臨的最為重大的問題,就是科技型人才不足、世界級大師缺乏、核心技術受制於人這樣基礎性的問題。“廣大院士不僅要做科技創新的開拓者,更要做提攜後學的領路人”,這樣的定位很清晰:院士這種學術頭銜,是一個人才認定機制,更應當是一個人才的培養和激勵機制。怎麼開拓,怎麼領路?就靠站到科技高端,樹立學術標桿。一旦被功利化左右,被“官本位”侵蝕,與利益掛鉤,科技創新競爭自然深陷被動,提攜後學更是領了歪路,對國家創新能力提升的挫傷,危害可謂深重。
  社會所給予的高度關註表明,當前的院士遴選,已經不可能迴避民眾視線,也不可能脫離社會評價。改革從來都是一個契機,直面學術難關、堅守學術精神、秉持學術操守、凈化學術風氣,一個國家頂尖的科學家群體,應當有這樣的能力,也應當有這樣的自覺。社會對兩院院士的期望,正在於此。院士制度是一個窗口,能不能革除痼疾,秉持專業精神,無論是專業之內,還是專業之外,都在從中觀察這個國家學術制度的純粹,並由此獲得對國家創新能力的信心。
  (原標題:院士的純粹是國家創新的基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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